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

何以江城？答案就藏在(zài)奔涌的长江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历史及古建专家，解码武汉如何从“九省(jiǔshěng)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rènxiǎofēi)以武汉文物为线索，系统(xìtǒng)梳理了从商周至(zhì)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文化融合与城市(chéngshì)演进的深层脉络。 兽面纹十字孔青铜(qīngtóng)尊。 青铜器里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源头： 盘龙城与商王朝的南方经略(jīnglüè) “武汉的城市史，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jiǎng)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于(yú)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部兽面威严，其铸造工艺(gōngyì)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也实证(shízhèng)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zhànlüè)中的重要地位。” 这件青铜尊(zūn)的发现地——盘龙城遗址，将武汉的城市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作为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夯土(hāngtǔ)城垣、宫殿(gōngdiàn)基址(jīzhǐ)、玉器、青铜器等(děng)遗存表明，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 任晓飞特别提到“玉戈之王”——出土(chūtǔ)于李家嘴3号墓(mù)，长达94厘米的(de)大玉戈：“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身份。”而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则(zé)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其夔龙形制、工艺构思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工艺与信仰已(yǐ)深入江汉(jiānghàn)地区。 长江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转型(zhuǎnxíng) 随着历史演进，武汉的战略价值(jiàzhí)在三国时期(shíqī)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tǐxì)。黄陂滠口出土(chūtǔ)的青瓷坞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围墙、角楼、谷仓的细节，说明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任晓飞分析道。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郎吏缪曜私弩(sīnǔ)(sīnǔ)、将军郑贵(zhèngguì)私弩、将军赵濯私弩”，三人曾先后掌控此弩。“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也折射出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 至隋唐时期，武汉因漕运(cáoyùn)勃兴迎来转型(zhuǎnxíng)。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赋予武汉“江城”的文化标识，武汉博物馆展出(zhǎnchū)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则勾勒出市井繁华。“胡人俑、武士(wǔshì)俑、仕女俑同出，说明唐代武汉已是(shì)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任晓飞指出，安史之乱后，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鄂州节度使牛僧孺重修城垣、统辖两岸，为后世“三镇一体(yītǐ)”奠定基础。 长江贸易网络中的武汉角色(juésè)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sòngcí)”的认知。“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shuǐxì)远销(yuǎnxiāo)各地(gèdì)，证明本地(běndì)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任晓飞强调。南宋时，鄂州更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成为统筹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yíjì)显示，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武昌(wǔchāng)城楼巍峨，汉阳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蓝釉执壶(zhíhú)、青花(qīnghuā)龙纹碗等器物，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汉口在明代中后期(zhōnghòuqī)崛起为‘楚中第一繁盛处(chù)’，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chéngshì)功能分化的结果 。” 文物里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启示： 开放与融合的永恒主题(zhǔtí)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史，任晓飞总结(zǒngjié)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商代铜矿运输(yùnshū)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jiédiǎn)，承担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其次是包容性，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tángdài)胡人俑、宋代影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shàng)相互影响、融合(rónghé)共生(gòngshēng)的历史进程；最后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都(dōu)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 “《江汉揽胜图》中穿梭的(de)(de)帆影，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任晓飞说，“文物告诉我们，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这正是长江文明(wénmíng)千年不衰的密码。” 从商周青铜到(dào)明清瓷画，武汉的文物犹如一把(yībǎ)钥匙，解锁了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这些物证(wùzhèng)不仅诠释着“江城”的独特魅力，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tígōng)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长江日报记者樊友(fányǒu)寒）